1999年8月，44岁的中原利郎医生走上东京立正佼成会附属佼成医院的屋顶。 在那里，他换上一件崭新的白大褂，然后从楼顶纵身而下。 那时的中原利郎，是这家医院的小儿科部长代行。1987年起，他一直在这里工作，患者信赖，同事认可。1999年1月，他刚刚接任科室负责人，但仅仅几个月后，原本6名常勤小儿科医生陆续有人离职，人员减少到3人。 小儿科承担全年365天、24小时的医疗服务，他的当值次数随之大幅增加， 最多一个月达到8次， 平均每周两次。而一次当直意味着 长达32小时的连续工作 。 中原利郎和他的遗书手稿（图源：日本医疗时事网站） 他的办公桌上，留下了一份题为 《少子化と経営効率のはざまで》(《夹在少子化与经营效率之间》) 的绝笔，其中谈到小儿科医生不足、医疗费用控制政策，以及 频繁当直造成的疲劳 。 他写道： 在这样的困境中，自己已经没有继续从事医生职业的体力和气力。 2007年，日本法院认定，中原利郎的自杀与过重劳动存在因果关系，应认定为劳动灾害。他的妻子中原纪子曾在诉讼过程中呼吁： “请不要再杀死医生了。” 2010年7月，中原利郎遗属与医院达成和解（图源：m3.com） 1999年，恰恰也是日本医疗走向剧烈转折的一年。随着医疗安全改革加速， 医疗事故刑事追责开始不断进入临床视野。 医生面对的压力，从此不再只有“能不能救活患者”，还多了一层： 如果患者最终死亡，医生自己会承担什么？ 日本此后十余年的医疗震荡，就从这里开始。答案，要从 1999年 开始寻找。 1999年：一切突然开始 有人说，对于日本医疗界而言，1999年前后，完全是两个时代。 改变发生在短短一个月之内。 1999年1月11日，横滨市立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。 一名准备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和一名准备接受肺部手术的患者，在手术前被错误识别。结果，心脏病患者被做了肺部手术，肺癌患者被做了心脏手术，两人的器官均遭到错误切除。事后调查表明，这不是某一个医护人员的“粗心”，而是医院安全管理体系本身的系统性失效。医疗事故第一次被理解为“组织系统问题”。 图源：ameblo.jp 1999年2月11日，东京都立广尾医院。 一名护士误将消毒液当作肝素盐水注入患者静脉，导致患者死亡。更严重的是，医院没有及时向警方报告，甚至出具了虚假死亡证明。这触发了《医师法》第21条——“医生发现异常死亡时需向警方报告”。此后，这一条文逐渐被用于医疗事故死亡案件。 图源：医疗安全推进者网站（日）截图 这两起事件彻底改变了日本医疗的叙事方式。1999年之前，医疗事故更多被看作医疗现场内部的问题。医院内部处理、内部消化。1999年之后，医疗事故逐渐成为社会问题、媒体问题、法律问题和公共治理问题。 这并非坏事。患者开始要求知情，医院开始重视安全，医疗事故开始被认真调查——这些变化本身是日本医疗现代化的重要一步。 但危险也正在这里埋下。 第一次转折：1999—2000年——医疗事故成为社会事件 横滨和广尾的两起事故，像两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，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到了整个社会。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媒体。 日本五大全国性报纸的医疗事故报道从1999年开始急剧增加，2000年前后达到高峰。医疗事故从医院内部的秘密，变成了头版头条的新闻。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患者一端。 患者权利意识迅速上升。人们开始要求知情、要求解释、要求查看病历、要求事故调查、要求医院承担责任。此前日本医疗仍有浓厚的“父权式”色彩——医生说什么，患者听什么。1999年之后，这种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。知情同意逐渐成为社会常识，医疗纠纷律师大量出现，媒体开始站在患者一侧审视医院。 第三个变化发生在政府一端。 厚生劳动省迅速启动了一系列医疗安全体系建设：2001年成立医疗安全推进室，启动“患者安全推进年”；2002年要求医院建立医疗安全管理指针、安全委员会和院内事故报告制度；2003年进一步要求设置医疗安全管理者和患者咨询窗口。这是日本现代医疗安全体系的奠基期。 三条线几乎同时启动。患者获得了更多权利，媒体发挥了监督作用，政府建立了安全体系——从患者保护的角度看，这无疑是进步。 但问题在于，日本当时实际上同时启动了两条道路：一条通向“医疗安全”，另一条通向“责任追究”。 前者在建设，后者在施压。 而这两条路，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越走越远，最终交汇成一场席卷整个日本医疗界的风暴。 2000—2003年：医疗事故开始进入刑事司法 真正让日本医生产生警觉的，不只是一篇篇报道，而是一部沉睡已久的法律——《医师法》第21条。这条法律要求： 医生在发现“异常死亡”时向警方报告。 1999年之前，几乎没有医生把它当回事；医疗过程中的死亡，很少被理解为需要报警的“异常死亡”。但广尾医院事件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医院未及时报告、出具虚假死亡证明的行为，使这条法律被推到聚光灯下。